不管是中央行政机关，还是地方行政机关;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行政机关，还是经济落后地区行政机关;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只要是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就应当遵循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制度。
许多地方在行政审批（许可）制度改革中，顺应潮流、切合实际、大胆创新，形成了一窗式、一站制、一门式、一表制、告知承诺制、联合会审制、全程代办制等模式，体现了行政审批（许可）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水平。其次，要注重行政谦抑。
回应法律价值观变化的行政法程序制度发展，表现为告知、听证、证据、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程序制度发展。要兼顾平衡公平与效率、私益与公益、人权与秩序，这些都是需要深刻反思、重新考量的。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有这样一层意思：能够推进的，稳健一点的，难度小一点的，要更加积极地推进。人们的观念就是人们的眼镜。莫于川，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因此，具体组织推动此项地方立法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于2011年1月15日获得了首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软法的理论尚不成熟，在学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必要的共识，但其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实用价值值得重视。也因此，在规则之治、程序正义的逻辑下展开运作的法理型司法因其制度刚性有余而操作柔性不足，难以有效回应中国社会仍停留在传统的具体情境，从而遭到实用主义的解构。
但这种依法并不是把法律置于双方都服从的位置，他们毋宁相信，依法即是让法律处在自己这一边，或者说，是在自己和法律之间建构一种可见的和可说明的并且是有利的关系。因此，是否接受这类不完全归纳，更多需要诉诸我们的常识。无论是有高度责任感法官的命题假设，清官文化的信仰体系，还是结果好，一切都好的目标控制都不能或不适合在制度层面找寻其立足点。[2]案情材料主要来自于强世功收录于《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一书中的两篇文章：《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的分析》，《法律不人之地的民事调解—一起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以及赵晓力的文章《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收录于王铭铭、王斯福主编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我们必须清楚，同样处在权力场域中的法官与这些权力的舞者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长期、多次博弈的关系，这意味着权力资源的整合也必定是双向的，葛建萍法官的下一回，或许就是例2中高法官扮演的那种被整合的角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允许法官越出法律的界限从事种种策略行为时，应如何消解人们关于恣意司法、擅断司法的疑虑。
法理型司法的理论设想尝试通过法官只服从于法律的观念塑造来对抗国家体制和权力逻辑的扭曲，从而为规则之治命题下法院的主体性建构奠定基础。{28}现在，我们整理一下问题的线索：现有的制度模式鼓励法官的调解偏好→当调解受阻时，法官会采取策略性行为（在前文例2中，表现为常规的以判压调）并动用各种资源（在例1中，法官找来了当事人的上级领导）强制贯彻他的调解偏好→当事人很难对兼具调解者和审判者身份的法官说不→调解成功后，当事人没有上诉的权利，这意味着法官是最终做决定的那个人。刘涌案、彭宇案、邓玉娇案、许霆案等一系列引起公众关注并在民意的口诛笔伐下发生戏剧性结局的诸类案件无不深刻暴露出法院这一本应体现与其他权力部门相区隔之特质和运作逻辑的专门机构无论是在国家体制权力塑造的格局下，还是在社会公共领域的角色型构上都遭遇了严重的主体性建构的失败。{4}(P37)法院这种大包大揽的功能定位在诉讼爆炸的社会转型期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32}（P453-454）她的观点可以归结为：即使主张调审分离，当审判过程中出现合适的调解机会时，法官仍应及时主持调解。但由于审判只能根据可以纳入法律要件的事实对当事人提出的符合法律要求的具体诉讼请求进行裁判，因此，对于长期相处的千头万绪的涉案双方当事人而言，审判对于纠纷的解决可能是十分有限、不全面和不彻底的。{16}文中选取了全国模范法官尚秀云、宋鱼水、葛建萍的办案经验作为例证，详细地诠释了何谓有高度责任感的法官。{19}(P80)那么，我们必须追问，那种方乐所描述的并不是在建构内部一致性的法律秩序和法律规则体系上用力的，而是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并表现出一种操弄于官僚制之下、避重就轻地司法运作逻辑{20}的实用主义法官群像，当他们心领神会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时，其行为边界究竟何在？3．行为边界基于实用主义的内在逻辑，利用既定规则为法官的策略行为设定刚性约束似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
实体法的约束软化则主要因为调解是一种更侧重于结果导向的纠纷解决方式，其正当性并非源于它是否符合实体法上某一具体规定，而是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30}有鉴于此，在已经有调解前置程序为后续审判提供案件分流和制度缓冲的前提下，在审判的场域决然拒绝调解的纠结和暖昧—当判则判—无疑是不甘于被调解标签化或是被其他有同质化趋向之机构所替代的司法进行自我识别和确认的重要权力技术。
{10}更糟糕的是，权力导向下改革形成的是利益博弈不充分、权利义务配置畸轻畸重的制度方案，旧的诉讼生态被破坏，新的均衡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来。{23}在这些例子中，法官不再是超然于纠纷之外，而是内化于纠纷之中了。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警告说，如果不解决积案问题，就会影响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损害人民法院的威信，损害国家法制的形象。参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厦门大学法学院联合课题组：《关于思明区人民法院落实司法为民措施的调研报告》，《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6}(P43-45)危机酝酿着改革的契机，诉讼体制转型成为理论和实践部门的高度共识。诉讼效率是体制转型的基本目标之一，其核心举措就是以证据制度为切入点，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官的职责不再是全面收集证据，而是在庭审中指挥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举证并相互进行质证，并在此基础上对证据加以认定。{3}(P161)然而，随着各种社会矛盾大量涌入法院，法院系统旧有的，与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所内在要求的高度集权体制相适应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开始不堪重负。[1]积案居高不下、执行陷入危机成为法院系统挥之不去的梦魇，至2000年7月底，全国法院未结案件仍有185万件。
法院／法官往往被看成是司法这架精密设计的巨型国家机器之中按照既定规格锻造的零部件，他们无须也不应该考虑他们各自身处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情景系统中的各类错综复杂的权力场域是如何运作并发生关联的。[2]赵晓力认为，收贷方一直强调这次收贷和以往托人捎话、上门讨要不同，是依法收贷，其标志便是法庭和派出所的人都到场了。
{13}前浙江省高院院长、现上海市高院院长应勇更是毫不掩饰地提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调控方式出现了失灵，法律的作用日益显现，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介入社会纠纷，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规则之治、程序正义的逻辑下展开运作的司法因其制度刚性有余而操作柔性不足，难以有效回应中国社会仍停留在传统的具体情境，从而遭到实用主义的解构。在此背景下，以纠纷解决为目标导向的实用主义应运而生，但是，将法官权力从规则的刚性约束中开放出来后，又如何对之进行必要限度的合法性控制，却尚未在理论上获得有足够说服力的阐述。
{33}由此可见，法院只不过是政府综合治理工作布局中并不起眼的一颗小棋子，它在其中并不占主导、甚至是主要地位。{12}(P181)来自实务部门的声音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苏力的判断，比如，湖北省优秀法官覃发国对媒体称：在基层什么叫公正？把社会矛盾消化掉了就是最大的公正。追溯法律思想史可以发现，当需要为法官超越法律的能动性寻找理论支点时，论者通常都会基于法官的角色特质作出假设，比如，汉密尔顿的最小危险部门假设。此外，当事人如果不同意调解，法庭便将判决。
方乐即认为，纯粹由法官个人的偏好支配的法官恣意司法、专横擅断的现象尽管有，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各种动态、复杂、微妙个案的具体博弈场景中，实用主义法官往往在确定利益平衡点的过程中呈现出极具不同的面相，这些面相并不尽然都是有高度责任感的，抓取并解读这些面相背后的行动逻辑无疑是我们进入问题的必要前提。
这在相当程度上铺垫了当下司法悖论式的困境：作为日常权力技术的实用主义越成功，作为国家正式制度之司法便越失败。为了顺利收贷，原告不仅租了一辆小面包车供办案使用，而且还请镇上营业所主任和派出所的民警一起陪同派出法庭的高庭长进村，以壮声势。
{26}由法院服务于国家治理需求的视角进入，葛建萍和高法官这两个表面上看似一正一反的角色扮演，其实并非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们实际上只不过是同一权力角色回应不同的治理需求和社会情景系统时，呈现出的不同面相。统计显示，1949年至1956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民事案件789.45万件，年均112.78万件。
从政治学的普遍定律来看：权力越是大到不受限制的程度，也就越可能受到更大权力的摆布。2．制度路径为实用主义提供制度操作空间的是调审合一的案件处理模式。当然，在陪审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由于法院对陪审员采取种种规训措施，造成陪审员无法有效履行合议功能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现有的制度资源中，一个可能的选项便是陪审制度：在情理法的天人交战中，法官基于其职业角色特质的设定，通常需要恪守国家法的立场。
李浩教授将问题归结为诉讼调解中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程序法的约束软化主要表现为调解不可上诉，而申请再审的可能性又不高，从而导致程序上对法官的监督约束机制大为弱化。因此，对于被设想为代表社情民意的平民陪审而言，他们选择融情理于法的立场实际上并不违背陪审制度原初的价值追求。
二、关于法官角色功能的两种理论建构（一）法理型司法—程序正义的逻辑展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社会变迁。社会的变化发展唤醒了人们的程序意识，使得传统的职权干预型诉讼体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要求。
{36}这导致了很多民意裹挟司法的不正常现象出现，这究竟是民意的胜利还是群氓的狂欢，恐怕是值得每个法律工作者反思的。（三）悖论分析前文已经提及，为实用主义提供制度操作空间的是调审合一的案件处理模式。
